第103章 淞沪会战(1/1)

首发：~第103章 淞沪会战

要把淞沪会战聊清楚，必须先介绍一个人，名字叫蒋百里。

这是一个传奇色彩很浓厚的人物，爱国心爆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德国兴登堡元帅手下干过4年连长，28岁就当上了大清正二品的高官，29岁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教出了一大批学生，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等，深受学生们爱戴。

不干教育工作之后，他经常到学生那里当当顾问，后来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叫蒋介石的异军突起，把其他的学生都收拾了，他也就到了蒋学生那里当顾问。

虽然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这并不妨碍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精通历史的他明白，日本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熟悉敌人，又了解国情，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他将对付日本的一整套办法写成了一本书，大约10万字，书名叫《国防论》。

这本书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行，引起巨大轰动，蒋介石自然也拜读过，不由竖起大拇指，表示老师就是老师，实在厉害！

书的内容很多，对日战略简单点也就三条：

1、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这点蒋介石做到了。

2、在日占区组织抵抗，让日军没有后方，加剧消耗日本国力；这点毛教员做到了。

3、主动进攻上海日军，将日军由北向南进攻改为由东向西进攻，由东向西地形逐次增高，可以利用山川湖沼化解日军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延长抵抗时间。这点蒋介石差点就要做了。

可以看出，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判断非常准确，制定的战略也非常合理，不过他娶的老婆却是个日本人，叫佐藤屋登，夫妻非常恩爱，因为蒋喜欢梅花，佐藤屋登专门改了个名字叫佐梅。

《国防论》是1937年完成的，1938年蒋百里心脏病发骤然去世，蒋的好友冯玉祥非常激动，强烈怀疑自己的好兄弟是被枕边的这个日本娘们害死的，扬言要弄她，搞得佐梅心理压力非常大，从此只用北京话教育蒋留下的五个女儿，还把首饰捐给抗日事业，由于是护士出身，自己还亲自上前线为中国士兵疗伤。

老公有冯玉祥这么个兄弟，的确让佐梅受了不少委屈，她在1978年去世，墓碑上刻的名字叫“蒋左梅”。

蒋百里和佐梅的三女儿叫蒋英，蒋英有一个表弟叫查良镛，后来他取了个笔名叫金庸，蒋英的老公叫钱学森。

蒋百里一直强调，一旦和日本打起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蒋介石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但只记住了大概，没记住细节，这些年他忙于混战和剿灭红军，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多也正常。

1932年128淞沪事变之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已经成为国府上层共识，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既然如此，那就要制定一个行动预案，一旦打起来了，一切按照预案行动。

计划是这样的，先发制人，最好把驻守上海的5000日军全部赶下海喂鱼，再全力阻止日军登陆，拒敌于国门之外，如果做不到，日本人占领上海了，下一步肯定就是剑指南京，届时需要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阻击日军，被选中的阻击阵地上需要修建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被称为国防工事，其中面对上海方向日军的防线有两处主阵地：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面对杭州湾方向日军的防线有两处主阵地：乍嘉线（经乍浦经嘉善到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

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需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工作小组，1936年2月，国府成立以张治中为领导的对日作战秘密指挥部，负责落实上述事项，为了迷惑日军，指挥部对外称呼为“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为了指挥方便，指挥部从南京迁移到苏州以后，又取了个名字叫“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

张治中在128淞沪抗战期间和十九路军并肩打过鬼子，对于当时没把鬼子赶到海里喂鱼耿耿于怀，这次下定决心满足心中这个美好的愿望。

国军计划非常漂亮，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执行到位，日本人的确要吃不了兜着走。

日本人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于日军在中国的战略，分为“蚕食”和“鲸吞”两种，在日本大本营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后来“蚕食”占了上风，日军大本营也不全都是猪，有些人还是比较清楚，以日本的体量，想一口气吞掉中国，不太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蚕食，吞并东北，蚕食华北，巩固消化这两块地盘，苦练内功，增强实力。

裕仁这老小子想的更长远一点，当年日俄战争中让俄熊吃了大亏，一直存心报复，几十万红军远东军团在边境上虎视眈眈，日本关东军不得不在东北陈列重兵，如果在其他地方挑起战事，关东军势必要抽调部队参战，届时俄熊可以趁虚而入，占领东北，甚至进攻日本本土都有可能。

从日军大本营的角度来说，最好能够把国军精锐吸引到华北平原，充分利用日军机械化和体系化的优势，一举打垮国军，国府自然会投降。

对俄熊的态度，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态度有点区别，陆军随时担心俄熊冲过来，海军表示陆军纯粹杞人忧天，所以海军非常冲动，想在中国其他地方搞点事情，比如上海。

日本海陆军对俄熊的动向有争议，但对于国军的看法非常一致——极其蔑视，是发自肺腑的蔑视。

这种蔑视是有依据的，这是经过长期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日本人在大方向上经常搞错，但在干具体的事情时，却非常认真。

日军中有很多劳模，他们工作作风非常务实，并不是嘴炮，石原莞尔算一个，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由于太恃才傲物，很遭人嫌，被打发到武汉呆了一段时间，这家伙刚到武汉就展开了调查研究，化妆成苦力扛大包，体验武汉底层人民的生活，结果几次被警察敲诈勒索，衣服都被扒光了，搜走他身上每一个铜板。

其实吧，石原的这种工作作风非常好，想看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只要看看这个国家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就可以了，当这个国家的最大群体都不满意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

失去民心的政府简直就是暴风中的蜡烛。

板垣征四郎长期在中国搞调查研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谁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不得不承认，这几个小鬼子对当时中国社会分析的非常准确。

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虚弱的，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日本人看的很清楚，国民政府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国军更加不是日本皇军的对手，只要国军赶到华北，皇军有绝对的把握将其全部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