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渔民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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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昼知道他刚来此地，需要先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充分的了解，而这一次举办的酒宴将会是一个十分好的时机。

尤其是身边有着允瑭这个经商的高手在，拿捏这些官员，实在了如指掌。

陪同着三人的最重要的乃是闽浙总督高其倬。

在晚宴处等待弘昼等人的官员们已经是一脸焦急了。

按理来说，五阿哥他们应该早就到了啊！

让身边的下人们去打探消息，才知道五阿哥等人去了视察。

众人对视一眼，深怕来的五阿哥是个愣头青，不好对付啊！

晚宴有些备好的菜已经凉了，这才有人来说，五阿哥他们已经启程过来了。

众人准备起来，让酒楼重新上菜，也让准备好的舞女们都准备起来！

待弘昼三人达到酒楼，就看见一群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们了。

来的时候，弘昼就经过允瑭了解到如今大清的渔民管理政策。

早在明初的时候，管理渔民的方式依然沿用着内陆地区所使用的那套户籍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模式发生了转变，逐渐演变为通过船只来掌控这些渔民。清朝政府继承了“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并进一步完善了梁头制度，以此来维护社会治安和征收税款。

大约在雍正朝代之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管理的重点也从治安转向了税收。将以舟系人和滩涂经界相互结合，形成了当前清朝对濒海人群以及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在明末清初的东南沿海地区，大多数渔民和疍民都生活贫困，维持生计十分艰难。然而，他们无法逃避的现实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当地的权贵势力。

由于明朝当时实行的渔课征纳方式，那些临近海边的“宦族”和“豪民”便以承担缴纳课米的名义，非法圈占滩涂，划定自己的海域范围，将其视为私人产业。这种行为导致了普通渔民和疍民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因此，那个时候的地方官府根本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些豪强，为了保证税收不流失，他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豪强大族包纳渔课这个既定事实。

与此同时，对于普通的渔民来说，政府在管理方面无论是出于治安考虑还是税收目的，都将重点放在了渔船身上，而非户籍之上。

随着当地东南亚海域贸易的蓬勃发展，沿岸地区的社会生活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和转型。

华南沿海的武装商业集团迅速崛起，倭寇之乱、海盗活动频繁出现且时有反复，时而归顺朝廷，时而又反叛。

伴随着深海渔业作业方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那些熟悉外海活动的渔民群体逐渐成为官方和盗贼双方争夺控制和利用的目标。

为了维护治安秩序，地方官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港澳和船只等单位实施保甲制度来进行被动防御；另一方面则积极招募渔民组成渔兵队伍，以此来瓦解和对抗海盗势力。

举个明显的例子，

漳潮海域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要道之一，但自明代中期以后，这里却成为了海上走私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

在这个时期，许多着名的大海盗相继崛起，如许朝光、吴平、曾一本等人，他们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这些大海盗们起初大多是跟随其他海盗或海商在海上漂泊，通过不断的战斗和掠夺，逐渐积累财富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商业集团。

然而，随着实力的壮大，他们开始寻求更为稳定的生存方式。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机，他们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摇身一变成为了“抚民”。

成为“抚民”后，他们不仅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还被安插在沿海地区。

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合法地占有当地的渔盐资源和海界之利，又拥有了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基地。

这种亦官亦商的特殊地位，让他们如鱼得水般地在沿海一带呼风唤雨，其影响力日益增强，甚至可以左右地方政局的走向。

明末时期，郑芝龙家族便是漳潮交界海域当之无愧的“海主”，他们掌控着濒海渔场、盐场以及关键的航道和港口等重要资源。

与此同时，另一个显着变化也悄然发生。随着与西方频繁交流往来，当地大规模深海渔业作业模式得以迅猛发展。

而这一进步背后，离不开之前所提及的富豪们雄厚资金的支持。

此时此刻，渔民们也纷纷受雇于豪强势力，扬起风帆驶向外海。

明末清初那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一直到康熙中期，这种混乱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

清政府在濒海地区的治安管理方面，以船只作为切入点。

康熙二十三年时，曾经开过海。

在此之后，原先被视为非法的私人海上贸易变得合法化，商船成为官府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

然而，数十万名“毫无家业、惯习风浪、不惜性命”且“籍（藉）捕鱼为养命之本”的濒海穷苦渔民，则成为官员们眼中沿海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商船和渔船被分别制定了相关法规。

除了详细规定海洋渔船的桅杆数量、梁头大小以及船员人数外，还明确了渔船的建造手续、渔照的印制发放以及违禁物品等事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雍正的这几年，清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渔船的油饰印烙等规定。在此之后，与渔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渔课、渔税的征收以及渔盐的配给等，都被纳入了渔船管理的范围。

通过这些举措，可以清晰地看出，清朝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显着的变化，那就是焦点从维护社会治安逐渐转向税收征管。

这种转变表明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益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对沿海地区的掌控和管理越发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