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3章 “准生证”(1/2)

首发：~第963章 “准生证”

与杨卫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几乎与他们同一时间，陈氏父子也因为国情的原因，在事业上饱受磨难。

他们父子俩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落入了一个难解的窘境里。

几乎差一点就灰飞烟灭，被彻底毁了。

说起这个系列的喜剧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达了一个叫“二子”的京城底层小人物，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社会巨变时，种种的无所适从。

在电影里，这个似乎就活在人们身边的角色，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正因为这个人物的言行都是从老百姓认可的价值角度所出发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视角，真实的记录下了当时社会飞速变化的时代状态。

这一系列电影的影响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日本那号称最长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过实际上呢，作为这一系列电影的主创者。

陈氏父子在创作之初，可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如此高瞻远瞩的抱负。

其实他们想拍摄这一系列喜剧电影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喜剧罢了。

陈老爷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这种真诚、质朴的想法，才是他们爷俩最根本的创作动机。

此外，或许还有个不能诉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陈老爷子的心里，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

没别的，“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让陈老爷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了。

他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于是从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门心思认准了喜剧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好的，但许多客观问题需要面对，“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比如说，当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在当时，陈氏父子以娱乐性为主的喜剧创作尝试，不仅显得太过超前，很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

况且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当时的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我国的电影业内，喜剧电影的存活空间一直都很尴尬。

事实上，要不是陈老爷子是京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

不惜倚老卖老，舍了面子，亲自抓了《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剧本。

这两部影片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京影厂的拍摄计划内。

自然也就不会有“二子”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了。

其实，就连《吃面条》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

定节目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缺乏思想性，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红叶”，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坚持蹭车、蹭房参加“春晚”排练。

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最后关头，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

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

由此可知，在这个特定的年代，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

别的不说，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因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可没用。

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

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

而陈培斯又是隶属“八一厂”的演员。

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和“红叶”还没走红的时候，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

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们。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