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为他泪目而冰！(1/1)

首发：~晋武帝为他泪目而冰！

公元278年，羊祜病逝。朝野闻之，无不大恸。据载，晋武帝披麻戴孝扶棺痛哭，泪水在脸上都结了冰。荆襄各地，一片哭声。

东吴的戍边将士，也都暗中垂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各界便在山上为他建庙和立碑，按时祭祀。

从众、跟风，似乎是多数人的习惯。以为这才是明智，即便犯了错，也不至于怎么样，法不责众嘛!可是西晋名将羊祜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别人千方百计奔竞务进的事，他会退得远远的;而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他却不计得失不避祸患挺身而出，做出了许多在常人眼里“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事。

羊祜，字叔子，山东泰山南城人。生于公元221年，世代为官，与魏国的曹氏和司马氏都是血亲，具备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较好的先天优势。而羊祜本人，博学多才、文思敏捷、长于论辩，且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一表人才。这样的优秀人才哪能埋没得了啊

首先想起羊祜的就是离他最近，对他最为了解，同时也负有向朝廷举荐贤良职责的地方长官。他们推举青年羊祜任上计吏之职，这是个掌管国家财赋统计和审计的低层官员，但是由于岗位特殊干系重大，所以倍受朝廷重视，许多重量级官员正是从这里起跳的。应该说这是个高官厚禄的摇篮，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机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可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羊祜没有兴趣，婉言谢绝了父母官们的这份好意。后来，州官又接连四次请他出来担任从事以及秀才，羊祜都一一婉拒了。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大将军曹爽掌握了实权。为了充实政权班底，他征召年轻有为的羊祜与王沈一起到中央政府任职，王沈闻召即高高兴兴地前去就任了，而羊祜仍然辞不赴命，尽管王沈反复相劝，羊祜就是不为所动。后来，大权独揽的司马昭又征召羊祜到朝廷为官，羊祜依旧退避三舍。最后，朝廷只好下诏，命令他必须遵旨去做中书侍郎，羊祜这才接受任命。

司马炎称帝后，羊祜因功晋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当时，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均为资深位显的前朝重臣，羊祜对他们一直敬重有加，不想因为这些身外之物掩去他们的光辉，因此坚决地辞让这些封赏。他的言辞非常恳切：“昔张良请受留万户，汉祖不夺其志。臣受钜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

司马皇帝被他的高古和诚恳深深地感动了，别人都不择手段为自己加官晋爵，而他却执意为自己退官，尽管心里不情愿，但还是不忍拂了他谦退的美意，只好给他降一级，封他为侯爵。按照制度规定，享有侯爵，即可开府置署，选官任僚，举荐私门。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征召举用过一名僚属。

羊祜一生中，晋升过多次，但每次都是这样诚恳地婉拒、辞谢和退让。而有的时候，羊祜却又特立独行勇往直前得令人瞠目。

公元249年，司马懿夺取军政大权，并诛杀曹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曹爽，与之相关的很多人也同时受到株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害怕遭到杀戮，就投降了刘禅的蜀国。这可是叛国之罪啊!司马懿怎么处置都不过分。亲戚故旧们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再也不敢上门，唯恐受到牵连而惹祸上身。只有羊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比以往去得更勤，关心得更多，温言软语安慰他的家属，无微不至照顾他的亲人，唯恐落难的夏侯家遭到不测。

公元277年，东吴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大量人口。这要换成任何人，都要兴师动众反击东吴的挑衅行径。因为这其中有诸多好处，更有大块文章可做，它一可建军功，二可堵百姓的嘴，更重要的是堵朝廷中那些专事吹求的百官的嘴。哪怕吃亏了，也要派兵啊!羊祜岂能不知这些。可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那场大事的后续，我在前面的某个章节中有详细讲解过，他所行的事使得东吴的老百姓都十分感谢他。

事后，武帝果然在一些好事之臣的鼓噪下派人追查原因，搞不好，就会面临降职或是更为严重的处罚。羊祜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坦然地回答说，江夏距离襄阳这里有八百多里地，等到得知东吴犯境侵扰这个消息，敌兵早已走了多时了。这时候出兵，连敌人的影子都见不着，怎能将百姓救下呢为了逃避责任而让将士们毫无意义的千里奔波，这纯粹就是削弱自己，而于敌人又有何妨碍呢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主帅应该做的。朝廷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后，认可了羊祜的处置。

长期领兵在外，最忌朝中出问题，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此，为了自保，大都想尽办法，“京信常通，炭敬常丰”，努力维护好与朝中的大臣，特别是得宠的权臣的关系，甚至为此不惜去百姓那里刮地皮。可是羊祜是个正直清廉，毫无私念的人，这些东西他不会做，也做不来，看见邪门歪道就来气，以至荀勖、冯紞等人十分忌恨，常常在皇帝面前诋毁他。可羊祜丝毫也不为自己着想，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王衍在朝中也有一定影响，而且还是他的叔伯外甥，曾经专门来襄阳见他，这不正好是个表现自己如何为国如何忠诚，顺便与王衍大人拉近关系的大好机会吗可是这个王衍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根本不对羊祜的胃口，羊祜甚至评价说：“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结果，惹得王衍拂袖而去，这样羊祜又增加了一个在皇帝面前告状的对手。

更有甚者，他实行以道德感化来征服东吴将士的攻心之策，大巧若拙，诚信至上，不仅互通信使，还有礼物往来。应该说，这个战略思想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对的，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非常容易被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这也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一个罪名，因为你手握重兵，而皇帝又不经常和你在一起，他也常常是难辨别真假，众口铄金，后果往往很严重。可是，羊祜不管这些，“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危险的政策，他一直实行到死。

公元278年，羊祜病逝。朝野闻之，无不大恸。据载，晋武帝披麻戴孝扶棺痛哭，泪水在脸上都结了冰。荆襄各地，一片哭声。东吴的戍边将士，也都暗中垂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各界便在山上为他建庙和立碑，按时祭祀。

每逢来到此处，都忍不住失声落泪，后人遂把此碑称为“堕泪碑”。荆州人为了避羊祜的名讳，还把房屋的“户”都改叫“门”。

羊祜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

在给堂弟羊琇的信中他这样说：“疏广是吾师也”。应该说，这就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的一生也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羊祜的“不合时宜”，为的都是国，都是民，而唯独没有他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死后才会那么深入人心、那么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