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立国暴行(1/1)

首发：~清王朝立国暴行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占领南京后，多尔衮即以顺治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一道空前强硬的诏书，要求：“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这道措词严厉的圣旨很快传到了江阴县，江阴“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以富贵利达为事”。尤其是江南人士自明初以来已日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状态与明王朝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江南人士普遍关心国事，其政治意识之强、热情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而且，与江南的其他城市相比，江阴还是商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汇聚了不少慷慨任侠的尚武之士。

同年六月，清政府刚任命的江阴知县方亨履新到任。可能是方亨到任时还没接到从京城发出的剃发令，这位清政府的地方官员穿的还是明朝官员的服饰。方亨到任后，立即召集父老及县衙吏胥，问：“他们为何不交出户籍档案”有关人员立即送上，方亨派人送往南京。这一细节表明，江阴人在面对崇祯自杀、明朝灭亡，以及随后的弘光被俘、南明瓦解的剧变时，并没有过多的关心，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愤怒，似乎改朝换代的事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于那道从京城送往各地的圣旨。就在民间开始不安地传言新政府要求全国人民均行剃发时，这个传言被证实了。管辖江阴县的常州府宣谕豫亲王多铎的钧旨：“江阴县限三日内全部剃发。”这是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事情。

方亨可能感觉有些突然，但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来自最高层的决策。次日，他令有关人员将剃发令四处张贴。当江阴士庶获知杀气腾腾的剃发令后，公推了几个代表向方亨请愿。方亨摆出县太爷的派头，对代表们大骂不止。代表们反唇相讥：“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方亨语塞，无言以对。

两天之后的闰六月初一早晨，方亨再次接到常州府要求严格执行剃发令的公文。这份公文中，顺治的圣旨被归纳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令书吏将此文件缮写后公布，书吏掷笔于地说：“就死也罢!”

常州府的命令迅速传遍全城，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一批平时操练拳脚、常以侠气自诩的青年人携带兵器，鼓动群众前往县衙找方亨理论，一时间，应者云集。见此局势，方亨强作镇静喝令衙役收缴众人兵器。众人不肯，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方亨的老师派仆人来向方亨贺喜，祝贺他当上了江阴县令。谁知这个不识时务的仆人竟指着众人大骂：“你们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愤怒的民众一边骂他是降贼，一边奋臂殴打，一顿拳脚之后，仆人当场死亡。方亨害怕了，假意答应众人向上司请求免予剃发，暗中却派人给常州太守送信，并嘱守备飞报征剿。

方亨的两面派手法很快为民众所知，众人大怒，拥入方亨府第，用一条毛巾系在方亨的脖子上，威胁说：“汝欲生乎死乎”随即将方亨拘禁于宾馆。

拘方亨次日，江阴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一个毫不乐观的问题：哪怕说服方亨乃至常州太守请求不剃发，也丝毫改变不了新政府全民剃发的决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江阴数万士民宣誓起事，推举典史陈明遇为首领。至此，为期81天的反剃发运动拉开了帷幕。

陈明遇当了半辈子不入流的典史，当江阴人把拒剃抗清的领导重任交付他时，他主持了几方面的工作：奖励忠勇之士;处死方亨及其家人，以绝内应;针对清军将领刘良佐的劝降，回复了一封豪气干云的信—如果清政府坚持剃发，“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

陈明遇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的长处是厚道，与人为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忠恕之人，短处则是缺乏领导才能，尤其是军事领导才能。大敌当前，他想起了另一个人----阎应元。

和陈明遇一样，阎应元也曾任过多年江阴典史。但和陈明遇的敦厚不同，阎应元身上更显出一个将才的能力。在江阴典史任上时，他曾率兵丁抵抗海盗顾三麻子数百只战舰的进攻，使其不敢再犯江阴。江阴人感其再造之恩，把他的肖像供奉于社学中。按理，像阎应元这种立下大功的小吏，朝廷应当大行褒奖，但仅把他升为广东英德县主簿。如此优秀的将才，却沉于典史这种不入流的下僚，而军国大事执掌在一帮颟顸无能的肉食者手中，明朝的灭亡，一点也不奇怪。阎离任后，由陈明遇继任江阴典史之职。

当陈明遇派人找到阎应元时，阎应元爽快地说：“如果你们听我的安排，我就同意。”众人皆表示会唯命是从。于是，阎应元率家丁40人，在闻讯赶来相助的几千名乡兵的帮助下，杀进孤城江阴。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几十天后将陷入血泊与绝望的孤城。

作为江阴抗清义军总指挥，阎应元不负众望地显露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谋略。阎应元挑选年轻力壮的士民和原有的民军，重新进行整编，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他自己守北门。此外，他还和陈明遇总督四门，昼夜巡守。城外的乡兵和城内的民军加在一起，数量有20万之多，阎应元令分保防守。城门用大木塞阻断，每人守一城垛，如战，则两人守卫，定期轮换休息。每10人为一小组，给小旗一面;百人为一大组，给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接近城楼的街道上，分设供应守城军队饭食饮水的后勤点。

由于事发仓促，江阴城中箭矢存量较少，一时间要大批量制造，有临渴掘井之窘。阎应元于是命民军束草为人，外披兵服，每个草人手里执一竹竿，上面挑一盏昏黄的灯笼。制成之后，在月黑风高之夜，下令把草人一个个直立在城垛上，士兵们则伏在城垛下大声鼓噪，做出要乘夜出城袭营的架式，围城清军急忙放箭，这些箭都成了城中民军的战利品。

七月十一日，清军的总攻开始了，北门首当其冲。一开始，清军并没有把江阴这座小城放在眼里，这些从关外一路如狂风扫落叶般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八旗兵，连久经沙场的李自成和明政府的正规军都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江阴城中那些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平民但清军很快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痛代价。次日，清军继续攻打北门，“死伤无算”。

清军见硬攻不行，便派人劝降。阎应元决定施行诈降计，派几名年岁很高的白发老人手执降旗，从城上缒出，到清军将领薛王营中通报，表示城中愿献银买命，以免杀戮。薛王大喜过望，吩咐大开营门，把木箱抬进帐内。当他和手下将官打开木箱查看时，突然间火发炮裂，薛王及手下两名大将，另加军士两千余人都一命归天。

清军将领刘良佐与阎应元早年有旧，清军企图让刘良佐说服阎应元投降。对此，阎应元回道：“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一席话说得刘良佐惭愧无语，默然退却。次日，刘良佐再次劝降，阎应元只说了一句：“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话音刚落，江阴城内火箭齐发，刘良佐狼狈逃走。

可以肯定，自从决心抗清那一天起，江阴城士民就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玉碎。为了坚持一贯传统，他们只能选择一场悲壮的死。

八月二十一日，孤城陷落的末日终于不可抵挡地到来了。

前一天，清军从南京运来24门巨炮。晚上，江阴一带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清军冒雨安置好巨炮，对着江阴城连轰了一个晚上。困乏之极的江阴民军再也没有力量抢修被轰塌多处的城垣了。次日清晨，清军顺着这些缺口蜂拥进城。

城破的噩耗报告给阎应元时，他正在东城楼上指挥御敌。阎应元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令左右取来笔墨，在东城楼门上匆匆写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写罢，掷笔于地，率众杀向西门。但由于众寡悬殊，他们很快便陷入清军的包围圈中。混战中，阎应元背中三箭，对手下人说：“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说罢，拔出所佩短刀直刺胸部，后纵身投于湖中。就在这时，刘良佐率兵赶到，令士兵将阎从水中救起。

阎被救出后，清军把他带到刘良佐面前。刘良佐见到阎应元，双手拍打着他的肩膀号哭不止，然而，他也只能号哭一番罢了。当天晚上，阎应元就遇害了。

文质彬彬的陈明遇没法像阎应元那样指挥突围，城破之日，他从容地命令家人闭门举火，全家老少43人全部自焚。家人死后，他手持兵刃，独自在街头与清兵巷战，死于乱军之中。

零星的巷战持续到八月二十二日，清军最高指挥官下达了屠城命令。八月二十三日，原本20万人口的江阴，这时只剩下53人。然而，十多万江阴人的死难，并没能阻止剃发令的推行。野蛮的剃发易服作为清政府的基本国策，通过血腥的屠杀得以展开。江阴城破一个月后，一些围城前逃出孤城的人回到面目全非的家园，在清政府的高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宿命的安排：剃发。

有清一代两百余年间，汉族对清朝的反抗一直不曾断绝，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运长久的朝代都是不曾有过的事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就是剃发易服所象征的异族征服不得人心，以至于晚清革命党流亡海外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时，首要之举就是剪除脑袋后面那根丑陋的辫子。对有这些历史记忆的人来说，那不是一根辫子，而是一根民族的耻辱之绞索，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写：“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殊为可悲的是，两百年的时间太过长久，在多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治高压下，一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异族之辫，辛亥革命后发动剪辫运动时，果然有不少汉人因失去那条拖了两百多年的辫子而如丧考妣。从这一意义上讲，有清一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当了清政府的人质。

也许在功利主义者的天平上，江阴人的牺牲虽然悲壮，却有点划不来—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江阴这座弹丸之城欲与纵横天下的八旗军为敌，似乎有点认死理。然而，有时候，认死理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正因为认死理，那种叫做气节的东西才能够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