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原来蒋家父子曾派密使到大陆试探和平相处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见机行事。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这被视为中共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对共产党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使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反右运动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呼“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云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出动11万人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并迅速向金门、马祖等外岛增兵。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1957年夏天过后，曹聚仁一直都没有北上，直到转年间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简单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8月23日炮战是正午12点突然开始的，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终止停火是针对杜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终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主席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对此也无异议。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将中共计划停止炮击金门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报》上。起初，中共并没有责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还记录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主席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甚至毛泽东还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报》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却收录进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曹雷：可是从国家保密这点来看，总理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击金门后一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至于曹聚仁为什么要将密使消息公布在报纸上，也许可以从多年后他写给好友费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goΠъorg
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为两岸统一痴等了一辈子的他就这样客死异乡。
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
沈诚在拿到请柬后的第三天去了趟台北，面见蒋经国。他回忆了这次与蒋经国的会面。
经国先生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他不鼓励我“违法”。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他又嘱咐我，以党员身份到中央党部“陆工会”向白万祥主任报备一下。临别时，经国却例外地交代了我一个私人任务，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得到蒋经国批准，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宋小瑞：向邓爷爷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完了他就讲，我是反共的。邓先生抽了一口烟，停了几十秒，然后用非常浓的四川话讲：反共不要紧，只要不反华就行。沈老认为邓先生特别伟大。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来到他的住所。经过六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甚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这封信的行文，已是双方多次沟通后的成果，算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谈判应依国共两党对等的原则进行。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沈诚。谈话中，蒋经国虽然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原则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并宣布从当年的7月20日起，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而跟随蒋氏父子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国民党老兵们，也在这年的11月等来了允许回大陆探亲的消息。
那天，蒋经国先生的精神很差。脸上更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浮肿，音调也十分低沉，说话时口齿也有些欠灵。我见此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看看我，说，今天找你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下一拨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决定，你可以多留几天，过了元旦才回去。那时，你就可以作安排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国家统一梦，在台北病逝。
1988年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沈诚被迫将七年来的密使经历和盘托出。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和谈再次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