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八章 党委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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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噩耗，号召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向牺牲的战友学习。

说到动情处，主席台上的几位领导一致提议全体起立，为昨晚遇难的三位战友默哀三分钟。明明是正处级副局长上任的见面会，结果变成了追悼会。

幸好会议时间不长，大会开完开小会。

市委市政府领导打道回府，厅政治部王主任也不想干预东萍市局的内部事务，三楼小会议室里就10个局党委成员。

“同志们，外面什么形势大家都清楚，我们长话短说，今天党委会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韩博同志的工作分工。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局里的实际，我认为由韩博同志分管刑侦支队、经侦支队、禁毒支队和技侦支队，大家有没有意见。”

接下来有太多事要做，光葬礼就要参加三个，孟卫东真是长话短说。

“我没意见。”黄忠海是局党委副书记，且不说孟书记之前沟通过，就算没沟通他也不能公然反对，毕竟这是孟卫东自去年上任以来第一次在人事分工上行使党委书记、局长的职权。

“我也没意见，”谢志华一向以黄忠海马首是瞻，第二个举起手。

经侦支队是从江东富分管范围内划出来的，你们当然不会有意见，鲍双平腹诽了一句，回头看向刻意做得离主位最远，但白衬衫和警监警衔又格外扎眼的韩博，“我同意，举双手赞成，能者多劳嘛。”

什么叫“能者多劳”，这话听着有那么点怪怪的。

韩博没搭理他，下意识从江东富望去。

江副局长四十多岁，矮矮胖胖，皮肤挺黑，看上去不像一个警察，不太像一个在部队干过几十年的转业军官。不过他的眼神却很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视的一瞬间，韩能从眼神中感觉到他充满善意。

正如韩博分析的一样，江东富并没有因为经侦支队被划出去对谁有意见，第四个举起手。

几位分量比较重的全支持，剩下的党委成员自然不会反对。

“韩博同志，事情太多，你就不需要再表态了。”

第一个议题全票通过，孟卫东迅速进入第二个议题，“杨文进同志是一级英模，昨晚省厅王主任说很可能还是第一个获得至高荣誉之后因公牺牲的一级英模。设治丧委员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会说三道四，我提议设一个治丧小组……”

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所有环节都要按照程序来的事。

比如讣告由谁起草，定稿之后要让家属看看，让领导过目，确定没问题再刊发到报纸上。到底在什么报纸上刊登一样有讲究，如果按行政级别，杨文进同志讣告只能上本地媒体。但杨支队不只是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副支队长，还是累立战功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能上《人民公安报》。

忙完这些搞遗体告别仪式，开追悼会，省政法委林书记都可能亲自过来祭奠和慰问。

办丧事不难，就算不懂也可以请一位懂的协助操办。

敲定好治丧小组的人员名单，孟书记话锋一转：“同志们，杨文进同志是去外地查案回来时遭遇车祸的，因公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能评烈士，但陈副市长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积劳成疾’评烈士都很勉强，车祸够不上，驾驶的还是一辆手续不全的车。”

黄忠海一愣，突然反应过来。

一个是兼任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一个是分管公安局的副市长，一个捏着干部任免和工作分工等大权，一个手里捏着经费。

孟想做的，陈会反对，哪怕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夹在中间的日子不好过，黄忠海轻叹口气，暗想陈建设这步棋真下错了。老杨是什么人，光一个“一级英模”已经足够了，就算不评烈士，省政法委林书记也会按惯例过来祭奠。

提到评选烈士，韩博一样头疼。

烈士只是一个简称，全称叫“革命烈士”。

现在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是1980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

评选革命烈士的条件也很“革命”，比如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对敌作战致成残废后不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在作战前线担任向导、修建工事、救护伤员、执行运输等战勤任务牺牲，或者在战区守卫重点目标牺牲的。

又比如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或者被敌人俘虏、逮捕后坚贞不屈遭敌人杀害或受折磨致死的。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

立法滞后，行政条例居然一样滞后。

改革开放多少年，现在是和平年代，怎么能还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烈士评定标准。

评烈士要经过市政府，市政府再上报民政部。

人家真要是跟你咬文嚼字，这件事真可能有麻烦，韩博想了想，不禁叹道：“据说在烈士审批工作中，会以牺牲情节是否‘壮烈’作为一条基本准绳。‘壮烈’牺牲，是烈士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烈士死难情节和烈士精神的升华。但是，‘壮烈’是个形容词，无法度量，实际操作中不易把握。”

“总-书-记天天讲与时俱进，可又总是遇到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政治部刘主任负责这事，要是杨文进副支队长连个烈士都评不上，他这个政治部主任真没法跟杨支队的亲属、战友乃至全市公安民警交代。

他翻开文件夹，紧锁着眉头说：“《条例》有这样的表述：我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的，称为革命烈士，其家属称为革命烈士家属。可如今是和平年代，在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人民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所以，上级应该根据社会发展实际作出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