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天津招人（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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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大爷早就看到了何锐这队人马直奔学校而来，等队伍停在门口，门房里的人不敢立刻出来，先在窗边往外看。

好在有人记性不错，认出了站在门口的何锐，便大着胆子走出来说道：“这不是何先生么？”

说话间，几个人从学校里出来，急匆匆赶到门口。为首的是个穿西装的年轻男子，正是国立北洋大学堂的校长赵天麟。

赵天麟校长是公派去美国留学的归国博士，学识过人，在京津地面很有名声，29岁就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洋大学堂校长，可谓少年得志。这时得到门房回报，立即迎出校门，见来的人是何锐，远远就喊道：“何兄，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何锐也不拐弯抹角，“此次前来，是想请赵兄助我在天津地面上办些公务。”

赵天麟奇道，“在天津办理公务？愿闻其详？”

听何锐一五一十将此次出关的原因和目的讲完，方才打趣道：“原来如此，那便请何兄发下军令，赵某无有不从。”

“请赵兄借宿舍给我用几天。还想租贵校的油印室印刷一批东西。”

赵天麟点点头，：“区区小事，无妨，”他稍稍犹豫，”不过既然入校，还请何兄约束部下，遵守学校纪律。”

何锐知道这时代的军人名声‘非常一般’，便向赵天麟介绍了自己的部队，“和我在一起的青年军官刚毕业三天，不知赵兄对北洋军官学堂的纪律可有信心。”

听闻青年军官都是刚毕业的军校生，赵天麟放下心，“何兄，我这就安排。”

两个小时过去，在国立北洋大学堂的四层主楼办公室里，何锐谢道：“赵兄可是帮了我大忙。”

赵天麟也觉得事情有趣。几天前何锐回国第一站就是天津。两人短暂相见，何锐把两个装满了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寄存在赵天麟这里，约定不久后来取。

现在何锐从北京跑回来，居然带了一支小军队来学校。好在此时学校放假，赵天麟把部队安排进国立北洋大学堂的宿舍住下。

好在何锐此人身份特殊，毕竟在赵天麟看来，何锐既是军人，却又更像是一名学者。当下便笑道：“上次与何兄匆匆一见，未能畅谈。此次何兄总不至于又急着走吧？”

国立北洋大学堂校长赵天麟知道有何锐此人，是一年前的事情。赵天麟自己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堂，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归国的时候，带回了何锐写的日本版《地缘政治学》初版。把此书推荐给赵天麟。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不怎么懂日语。靠粗陋的翻译，读的十分不过瘾。

赵天麟写了封信，请外交部的人帮忙把信转交给何锐。很快，赵天麟就接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何锐几本书的汉语版本手稿。

何锐不仅送来了手稿，还附送了印书的钱，请赵天麟把书印出来顺便再国内学界散发。赵天麟读完之后对何锐颇为欣赏，当即行动起来。这些书每一本都印了数百册，按照欧美习惯，向京津两地学校写信推荐，请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收藏，向青年学子推荐借阅。

各个大学也都给赵天麟个面子，收藏了何锐的这些著作。两人自此成了笔友，经常书信往来。

听赵天麟想交流，何锐郑重保证：“当与赵兄聊到尽兴。”

两人虽然当了一年笔友，却是第一次面对面的畅谈。从世界局势，到欧美的思想学术。赵天麟聊的畅快。聊完几个话题，赵天麟又问道：“何兄刚从日本回来，如何看国内的局面？”

“不知赵兄怎么看？”

“当下各地督军当政，横行不法。国家这么下去怎么能好。”

“赵兄所说的没错，中国此时已经政令不通，军令不畅。再这么下去，只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赵天麟叹息一声，“唉……何兄以为，若是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完备法律，可否能扭转当下的局面。”

何锐莞尔一笑，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欧美有些迷信，总是幻想照搬照抄一些条例制度，瞬间扭转政治局势，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下笑着问道：“赵兄是哈佛法学博士，以赵兄看来，法律制度能在国家中起到什么作用？”

赵天麟微微一怔，倒不是问题深奥，而是太过简单，他并不认为何锐连基本的法律制度概念都不知道，便试探着问道，：“请何兄指教。”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用法律或体制工具实现三个目的：其一，对国家社会财富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配；其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政府公共产品服务如国防、治安、医疗、教育等等；其三，为国家社会秩序运行所产生的成本进行摊派。”何锐严肃的说道：“所以它本身无所谓救国救民，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赵天麟大为惊讶，这套理论与当前的法律界的公平正义理论认知颇有差异，但又很有见地，不禁追问道：“难道何兄以为，我们不应该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实现公平正义以及推动整个国家兴旺强盛吗？”

“谁的公平？谁的正义？”何锐一指窗外：“每天早晨，天津租界工部局会派人从街上收拾尸体，少则数十具，多则上百具，在上流社会看来，此事稀松平常；但在贫苦百姓看来，这可是个人吃人的世道。”

赵天麟颇为尴尬。

何锐笑道，“所以我说赵兄，既然谈法制，就得先谈是谁的法制；既然要谈救国，恐怕先要搞清楚救谁的国，若是连赵兄这样的志士都对天津的路倒尸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这个国不救也罢。”

赵天麟怔怔地看着何锐半晌，脸色来回变幻，终于叹了口气，勉强说道：“那以何兄之见，当下的中国该如何是好？”

何锐此时平复了情绪，“办法自然有。中国所需要的法制当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的，去除生产者身上的束缚。而为实现这个目的，则又必须优先解决生产资料重组与国防安全问题。”他指着窗外的那座教堂尖顶，“不清扫那些地主劣绅和买办，不打发我们的列强朋友走人，不论什么法律制度都是没用的。”

赵天麟有些犹豫，“难道没有更和平更宽松的办法吗？何兄，无论如何，暴力总是……总是……不好的吧？”

何锐微微一笑，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何某选择从军，就是因为如今的中国，有些事情已经无法用嘴、用笔来解决了，想来华盛顿、克伦威尔应该和我的想法一致。”